但舆论的导向并没有让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

  夏惠贤教授认为,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必须追究到目前中国社会中就业竞争、社会保障、职业收入差距等等宏大的问题上。“家长(微博)担心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好生活,家长的想法是,与其长大了吃苦,还不如读书的时候吃苦。”

  岳龙说,这种滞后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上一代家长(微博)的观念里,“教育”就是把孩子送进学校,如今,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师不仅要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人,还要承担心理疏导、人生指导的责任,但我们目前对教师的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一些老师很难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待。”

  同时,夏惠贤认为家长的攀比心态、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陈旧观念,也让一些技术类学校、技术类工作受到歧视。夏惠贤认识的一位英国少年,高中时的志向就是考上大专,学一门自己喜欢的技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高级技术工人很缺乏,收入也不错,但舆论的导向并没有让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

  教育界的一个共识是,统一、单一的评价机制,是中国教育弊病的根源所在,因此,教育改革首先要改掉“独木桥”。

  要改变职业观,需要改变不同职业在收入和社会尊重上的差距,但目前社会还没有这样的环境。“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做厨师是个不错的职业,做清洁工也是不错的职业,那么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应该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钟文芳说。

  关于考试在教育中的角色,英国伊顿公学校长托尼·里特做了一番阐述:“学业成绩并不是唯一。英国传统的所谓自由式教育理论是不错的,指向是学生的全面发展。政府用考试的形式评测学生也没错,可如果做得过头了,就向学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考试是最重要的。中国的高考(微博)就是这样。”

  教育是社会的镜子,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投射到教育领域,就变成千军万马补习、考证、“拼爹”的教育怪现状。

  学校教育需要改变,但历史的惯性让这种改变显得艰难。

  当一些家长认为学校和教师制造了恶性竞争的环境时,钟文芳替老师们鸣不平。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经常接触中小学教师,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学校如果“减负”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家长会不满,要求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家长自己在校外给孩子找作业做。“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多元、生存平等,才有可能改变教育竞争现状。”钟文芳说。

  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在多次考察美国学校后思考良多。他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可以实现“扬长”——发掘学生的天资、潜力,是由于他们的选拔标准更加多元。刘京海认为,中国的教育选拔改革,应该从已经实现的艺术专业、体育专业选拔方法中吸取灵感,让不同特长的学生得到相应合适的教育,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要求统一的学业水平。“过去大学录取率低,统一高考是为了教育机会的公平,现在录取率高了,应该是时候做一些尝试了。”

  少数家长,则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畸形的竞争态势。

  不过,类似的提议要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更多的阻力来自对“公平”的担忧。“如此严格的高考还会出现舞弊行为,如果考察学生平时表现,不知道会涌出多少猫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学者认为,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学生考评的多元化就难以实现。

  “在家上学”是一种极端的选择,也不被现行《义务教育法》许可,不过,中国的各大城市开始出现不少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主动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对学校教育不信任,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校之外给孩子寻找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好学校”神话

  来自杭州的一对夫妻,正在考虑让4岁多的儿子“在家上学”。夫妻二人供职于大型企业,工作和多地迁居的经历,让他们“见多识广”,对社会和教育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位父亲认为,现在学校里教师素质太差,应试教育磨灭孩子的创造力,不如自己在家教育。目前,孩子妈妈准备辞职在家专职教育,他们打算将“在家上学”计划实施到至少初中之前。

  对中国教育的诟病由来已久,特别是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评价体系,主管部门也早已意识到其缺陷所在。

  大城市中,更多人则选择让孩子留学(微博)海外,近年来,中国小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人数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20%的增长,达到34万人的历史纪录,其中,本科生占留学总人数的60%以上。

澳门新葡8455最新网站,  因此,围绕“素质教育”的教改多年来从未停歇。但教改多年后人们发现,竞争非但没有减弱,奥数、艺术考级、体育加分等原本以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项目,反而变成教育竞争的工具,给原本学业负担沉重的学生,加上更多压力。

  应试教育常常被视作如今“教育恐慌”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呼吁学习国外注重平时成绩和全面能力的评价机制,让学生摆脱考试指挥棒。多年的呼吁后,尽管某些地区已经通过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方式向全面评价的方向做出努力,但考试成绩的地位,在总体上还是难以改变。

  近乎疯狂的教育竞争风气,让学校沦为残酷的竞赛场,教育恐慌气氛的来源,是家长们对“好学校”的追捧。家长中间流传的说法是,一些学校师资雄厚、管理严格、生源优质,因此,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会保证学业成绩。

  这样的现状看上去让人悲观,但教育学者岳龙却认为,“教育恐慌”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个阶段终会过去。岳龙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教育竞争也曾非常激烈,为了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各种名目的考试压得学生透不过气。20年以后,教育竞争的压力小了很多。 在批评中国教育时,需要先想想我们批评的到底是教育吗?

  中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张人利认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家长想象的那么大。他的一个证据,同样来自PISA测评。“PISA测评的对象是15岁学生,在中国,这个年龄的学生正好一半处于初中,一半升入高中或者中专、职校。接受测试的学生是在所有这些学校中按人数比例随机抽取的,也就是说,5000多名上海学生不仅来自所谓重点中学,也有高职、中专学生。测评证明,不仅上海学生成绩第一,校与校之间的差异与国外相比并不大。”

  记者|黄 祺

  在张人利看来,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首先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均衡的发展在各个行业都是客观的规律”。但他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程度,被夸大了。张人利提醒家长们更加全面地看待所谓“好学校”:人人都想进“好学校”,“好学校”的班级规模就会变得很大,一个班四五十人,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势必会减少;如果进一个一般的学校,班级规模小,老师会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你的孩子。

  除了足球,在中国,最容易被人骂的目标恐怕就是教育了。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但也有教育人士称,舆论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有失公允,教育成为社会风气的替罪羊。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夏惠贤,同时也是一名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他所服务的上海市某区,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将“均衡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中心。为了杜绝各种形式的择校竞争,这个区在以学生户籍划分学校片区的基础上,用摇号的办法来分配素质教育实验校的招生名额。“你考的那些证,在升学中根本没有用。”对于社会上流传考证加分的说法,夏惠贤如此回应。

  一个测试,两种解读

  “学生与学生之间差异很大,家长应该为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后,张人利看到,教育恐慌的形成与家长们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不仅很高,而且单一,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哈佛男孩”、“哈佛女孩”,追求分数、“好学校”的想法像流感病毒一样感染着每一个家长。

  一则旧闻一直困扰着中国教育界。

  张人利说,这样的想法也不能怪罪于家长,媒体的宣传、舆论的导向,都在渲染高分、名校、出人头地的魅力,整个社会对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单一的,家长怎能脱离俗套。

  2010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09年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在全部三项测试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成绩为556分,在60多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PISA测评是一项主要针对15岁学生的评估,考核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其结果可以为各国教育政策提供相关依据。上海学生参加的这一次测试,共有34个OECD成员国,和中国等31个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试,人数达到47万。上海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正式参加该项目的地区,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参加了测评。

  8月,新一届高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大学时,一则新闻在网络上流传不久后消失,但很多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却耿耿于怀。新闻讲述北京中关村电子商品市场,一名女孩要求母亲给她买“苹果”三件套,价格超过2万。母亲无力负担,蹲在墙角擦眼泪,而女儿大喊:“不给我买,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然后扔下母亲离去。

  PISA测评的评估工作在各参与国共同监控下,由国际专家进行。除了评估学生成绩,还收集有关学校、家庭和制度方面的数据来解释学生成绩的差异。因此也被称为一项最全面的国际学生评估。

  “你觉得这个女孩的做法,完全怪教育吗?”幼教媒体工作多年的黄铮,在读完这个新闻后想了很多。与黄铮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张人利。“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归罪于教育。这些天网上议论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的事件,后来又传出他戴了很多名表。如果要追究,你也可以说教育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一个在车祸现场微笑的官员,但,这仅仅是教育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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