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安全的这样相对的社会环境里面,长大以后要求他对社会负责

  在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还有一个社会帮助,不是惩罚,不是警察约他谈话就成了惩罚,就是做朋友的方式,不是把你带走,而是说显示出社会在帮助或者是在承担青少年成长的责任,更多是支持系统。比如说这个孩子受到了一些,性格上有一些问题,他也可以跟班主任老师交谈,说他是我社区的孩子,我是这个指导中心的警察,我需要跟你讨论一些他的问题。我想这样出面有时候比妈妈出面更正式,更代表一个国家利益。

  一代一代的孩子不一样,比如说从50年代出生的,60年代出生的,对社会的信任度是低的,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包括饥渴,包括政治运动,我们的孩子生活在稳定的环境里面,从幼儿园、小学,老师一直传递正面知识,再加上他们没有什么忧愁,他们的父母是稳定的,所以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安全的这样相对的社会环境里面,所以他们自然会对人比较轻信,比较相信。这种信赖可能现在看来是会有一些麻烦,就是当中国社会还没有很好的法子确保他们有一个安全环境的时候,这肯定是一个弱点。但是想想这群人,保持了这样的善意、信赖和对他人的认同和欣赏,有一天他们的意识为主导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这种彼此的信赖和尊重,就自然地升高了。

  在我的文章里面经常写,我们的社会一直是以家文化为中心发展的,从小都由家负担,但是长大了以后要为国家去承担。这样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就是小时候他出了任何问题,生病都是靠父母,如果父母贫困就非常的恼火,就把家庭搞到了一个痛不欲生的一个地步,没有人帮他,社会也起不到真实帮的作用,也没有真正的政策去帮助他渡过困境,可能家庭由此崩溃了,长大以后要求他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他16岁以前,都是父母在负责,国家没有对他任何负责,从来不关心他,你读不上书,那我也管不着,没有切实帮到每一个孩子。我们怎么要求他长大以后要对国家负责呢?但是有了这样一个青少年的指导,成长指导中心,就意味着国家从小就在负责,而且也可以及时地去组织社会资源去资助一个贫困的家庭,确保青少年不至于产生很多反叛的意识,或者特别的性格。在一些青少年,由于遗传原因,就带有攻击性或者敌意,很小的时候告诉他环境,为他提供更大的轻松感,让他没有敌意。

  现在我们社会缺少的就是信任,我们无法去改变,哪怕我们整个社会整体富裕都很高了,人与人之间还是不信任,是因为我们早年生活在不信任的气氛里面。如果仅仅为了一个儿童容易被拐卖或者是欺骗,就去对整个儿童去进行一个教化的话,我想有些时候也是有一点得不偿失,我们要确保这个年代的孩子健康的、带有善意的、感恩的,或者是彼此有爱的成长的话,更多要从社会本身去做努力,而不要去改变或者加强孩子的管理上做努力,这样可能好一点。

  主持人殷智贤:您这是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讲,从家长[微博]这个角度来讲,一旦孩子已经发生这种攻击性的伤害他人的行为,为了孩子长远的发展,父母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呢?

  主持人殷智贤:这就涉及到,像今年因为发生过很多未成年人受伤害的事件,很多家长[微博]为此就很紧张,就是我们怎么教会孩子学会自我保护,比如说女生的家长就会说,我们怎么教会自己的女儿不会遭受性侵,全社会的家长都在教会孩子如何提防被拐卖等等,这一系列的教育,是作为保证这个孩子基本的人生安全而实施的教育。

  李子勋:这要两说,这个要看就是如果孩子足够小,没有到16岁,就是16岁到18岁,家长还是在监护,但是监护权相对弱一点,对16岁以前的孩子,我觉得家长要尽到什么呢?首先就是说还是那个基础,知情权问题,知情权是父母监管孩子的一个权利里面,必须有权利得到的,孩子做什么事情在监护权下,你是要告诉他的,社会上也要给孩子输送这种意识。16岁以前,重大的事情都必须告诉父母知道,比如老师要知道,你告诉父母没有,第一句话就是你告诉父母没有,现在电话给你,你亲自告诉父母,你干了什么,或者别人对你干了什么,因为父母有一个监护权,他是有权利知道。这点要建立起来就好办,如果建立不起来,父母是不知道的,孩子在外面干什么,父母并不知道。

  李子勋:这个是应该的。

  主持人殷智贤:父母知道之后呢?

  主持人殷智贤:但是在实行教育过程中,不要破坏孩子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感。

  李子勋:知道之后就觉得,在16岁以前,父母是要承担责任的,要跟孩子共同去承担的,不是孩子一个人,就是父母跟孩子共同担负这个责任,赔偿,或者在涉及到犯罪,监护人也要承担一部分,根据年龄大小看,16岁以后要看大小,可能孩子要全部承担。我曾经知道一个孩子,在家里有暴力行为,把妈妈骨头打断了,他妈妈当时就报警了,其实也不是打断了,是把她推下楼,因为摔倒,有一个反射性骨折,就是桡骨骨折了。骨折以后,她当时就打了电话,是她儿子把她推下去了,儿子才14岁,15岁,但是警察来了以后她马上改口了,她害怕孩子在警察局里面受到影响,以后一辈子,就变得阴暗了。的确也是。所以她马上说,其实她跟孩子争吵的时候,我往后退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儿子没有推她,但是并没有让儿子感动,儿子并不怕父母,他会不停地打。

  李子勋:对孩子做教育的时候关键是方式,男孩子,女孩子是一样的,妈妈告诉他,身体是你的权力,包括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也要注意到,尤其对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4、5岁,5、6岁,或者是10岁的孩子,如果我想帮帮你,我要预先问你,爸爸可以抱抱你吗,妈妈可以吗?让她建立一种身体的边界,我的身体不是说爸爸碰我,就可以随便碰我的,她要让我说yes或者是no。第二,父母要告诉男孩儿和女孩儿,因为男孩子受到性侵也不少,不管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中国的比例也不见得比西方社会更高,我不知道,没有做过深刻调查,但是从我们了解西方专家来讲,他们国家的孩子也容易受到性侵,小时候。

  主持人殷智贤:反正下回出事的时候,我仍然不会承担后果。

  那么要讲什么呢?衣服遮盖的地方,比如冬天只有手在里面,老师之间握手,和同学握手都是可以的,但是碰你手之外的东西,要碰你衣服里面的身体,那么孩子要和家长讲,和老师讲,要教她这个方法。但是不要说,如果他们碰你就是坏,如果一个人想碰你的身体,那就一定对你有不好的企图,这样教育可能影响孩子一种对人的信赖。但是如果说发生一些事情,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回家都要告诉妈妈,在学校要告诉老师,或者当一个人邀请你去哪儿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告诉妈妈,得到妈妈同意,因为妈妈是有监护权,比如说你16岁以前,你去哪儿,至少要妈妈知道你在哪儿,到了一个地方给妈妈发一个短信,说明你平安。从小建立跟孩子互动的方式。但是破坏这个方式的就是,孩子跟妈妈和爸爸的关系,当一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很难建立起这种交流。那么如果建立不起这种交流,孩子就很容易受到伤害,父母完全不知道,以至于这个伤害慢慢变成一个现实,比如说老师对孩子有一点企图,对孩子过于的亲密,比如说陪孩子吃东西,亲他,以后这个老师会多次做这些事的。终于有一天他安全了。如果是一个坏老师,这个阶段才会执行他的(性侵)行为。在这以前,如果妈妈打电话跟老师说女儿今天回来告诉我,她问我为什么老师会做这样的事,我作为家长想问你有什么事情吗?为什么你要把她带到你的家,或者是你的办公室?这样老师就终止了。因为当一个家长要觉察的时候,老师那个时候也没有犯罪,这种觉察和提示对老师其实也是保护。相对来讲,如果这个交流是通畅的,孩子跟爸爸妈妈的交流是通畅的,很多问题都不会发生。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关键在于我们父母跟妻子的关系上面并没有达成那么的融洽。这个就比起我们在美国、加拿大看到的家庭不一样,他们跟父母是挚友式交谈的,父母从来不打断,也不从小去纠正他们的想法。父母总是知道他们的想法,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这样他们从小就保护了一个很好的交流,这样才能达成。

  李子勋:他会觉得你怕丢人,怕你的儿子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一些特定的事情发生以前,最早就是我们有一个建议,儿子发生暴力,制止越早越好。如果是带有暴力冲动的孩子,我们要训练他,在他的情绪或者暴力发生之前,有很多敏感点是可以终止的,比如说深呼吸,停顿几秒,数个数,或者特定情况下,父母要闭嘴,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让父母,当然父母如果做不到,可以跟心理医生一块儿讨论,针对孩子的暴力。如果针对是外部的暴力,父母一个是要去监管他的社交行为,要确定他跟什么人交往,要融入他的交往圈子。如果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很好,如果对方的妈妈很担心,而且跟我们两个特别好,我们就不好意思指使他干坏事,因为我们碍着对妈妈的感情。对未成年来讲,妈妈要承担责任,或者是爸爸介入他社交生活中,确保他不再次犯这个错误。

  主持人殷智贤:好的交流其实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保护。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可以,往往青少年犯罪,都跟他的交往有关系,单独的一个人,除了他是被动攻击,被伤害的时候,暴力发展出来,就是叫预防过当,大部分都有一个群体效应。

  李子勋:对啊,因为你要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没法保护了。

  主持人殷智贤:别人干了,他也去干了。

  主持人殷智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到几个孩子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我们都知道小孩儿长到大概7岁以后,对于伙伴关系就越来越重视,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些小朋友因为迫于小伙伴的这种团体的压力,他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会被欺负,被索取钱财,甚至有可能是被打,但是呢,他因为害怕被这个团体抛弃呢,不敢告诉父母。那父母有什么办法了解到孩子在这方面遭遇了困难和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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